富有经验的创业者们会从今日的中国商业环境中悟出一个基本常识：一般情况下，不要同时接受来自腾讯、阿里或百度其中两家(或以上)的投资。而戴威先后让腾讯系的滴滴与阿里系的蚂蚁金服坐上了ofo董事会的重要席位——至少在今天，一切商业故事背后都是资本故事——违背常识是危险的。
今今乐道读书会创始合伙人、前《中国企业家》执行总编辑何伊凡将戴威与ofo的关系比作一个8岁的孩子去举100斤重的东西——“这100斤主要来自哪儿呢，主要来自它需要处理的复杂关系。因为资本是这样的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如果你早期(拿钱)的时候，一些最基本的关系没有处理好，到后期你一定会付出非常沉痛的代价。”
2017年10月，滴滴空降ofo的高管南山认为ofo在支付宝的入口无法导流，做主在微信上开通了小程序——由此引发了蚂蚁金服的不满。
“支付宝的人就开始给戴威打电话，(问)什么情况。”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支付宝方要求ofo撤下微信小程序，并示意戴威赶走滴滴：“阿里的人就和戴威说，把滴滴的人弄走，我们就投钱进来。”
这场矛盾以小程序下线、滴滴高管全体离职告终。敏感的投资人们从中嗅到了火药味。2018年初，ofo的早期投资人李立收到一封邮件，心情“彻底无语了”。邮件中告知：ofo早期股东朱啸虎已将手上股份及一票否决权转让给阿里，包括李立在内的所有投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——阿里将有能力在ofo的重大决策上与滴滴分庭抗礼，而两者的阵营决定了谁都不会允许对方成为最后的赢家。“阿里入局的那一刻，这个事情就没法做了。我们都看到了结局。”
很久之后的一次谈话中，李立听戴威亲口总结了一番感悟：“当大佬对你很热情的时候，你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很牛逼，大佬给你的许诺你都会相信。但这事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呢，当大佬翻脸的时候你是找不到他人的。”
李立认为，对于戴威而言，这是一个几十亿美元的教训。“所以比你高级的人，就不要以为你能和他一起玩儿，玩不到一起去的，只有他玩你的份儿。”
讲这番话时，李立要求我关闭手机录音。当我拒绝之后，他有些生气。“我这么说吧，你在一定程度上跟戴威挺像的。”在他的逻辑里，我和戴威都没有搞清楚一件事：事情能否做成，主导权并不在自己手里，而是在那些掌握资源的人手里。
“让你意识到这件事很简单，但要戴威意识到很难。”
王拓曾经问过ofo联合创始人杨品杰，ofo走到今天，主要是靠什么。“品杰认识得很清楚，跟我的认知是一样的，就是资本嘛。那你说ofo现在是因为你管理的好?还是因为你发明了这个事情?都不是，就是资本嘛。”
当他把同样的问题抛给戴威时，戴威选择了沉默。
“你只管争第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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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再见到联合创始人于信是在这个春天，距离ofo总部被千名退押用户包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天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他正为退押的事忙得焦头烂额，桌上叠放着他的两只手机，其中一只专门用来监测ofo退押后台的情况，于信为此专门注册了一个用户号，充了199元押金。
“每个月、每一天都有人传说我们要死了，可我们还活着。“于信说。
在“被人摁在地上打了两年后”，于信总结ofo的历程，认为创始团队学到了很多：“想两年还想不明白吗?那可不就想明白了嘛。”他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微妙的转变：前几次见面，他偶尔还会流露出委屈的情绪，诉说投资人曾拿了ofo的数据转身就给竞争对手。这一次，他告诉我，他们开始理解投资人了。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