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创投圈活跃着的社群里，有人把ofo称为“史上最大的灾难性投资”。多家投资机构曾把ofo作为经典案例放在公司网页里、印在品牌宣传的海报上，在各种投资论坛上引以为豪。但现在，他们对ofo闭口不提。
在一位投资界人士眼中，这样的态度太正常了。“谁愿意去跟别人谈论自己的笑话呢?尤其是自认为聪明的人。”
戴威领着于信及几个联合创始人也开过很多次复盘会，但每一次复盘的结论都是：如果重来一次，ofo还是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
“归根到底是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并不成立。”于信说。生意不赚钱，投资就总有停下来的那一刻。
我问他，那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投资人争先恐后地投?于信愣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
投资人们今天很难承认，在2016年至2017年的那三百多个日夜，他们在那场火热的共享单车投资战中，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反常。
史少辰做企业公关多年，第一次遇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工作：大消息一个接着一个。有时一天能公布两轮融资——这样的融资速度是中国创业史上前所未见的。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，ofo完成共计5轮融资，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。
“没有办法，大家就在那个时间点看到了信心。”摩拜投资人江渝回顾起2016年的夏天，创投圈被摩拜与ofo的项目激起了久违的热情——数不清的投资人在那阵子遭遇着失眠：在上一轮资本寒冬中，他们手头积累起大量资金，急需一个优质标的。因此，当投资人们看见北京、上海的街头开始出现大量的共享单车，内心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兴奋：“看到了那么多用户buying这个business model，大家都觉得那我要实现快速的增长。”
用户增长很重要，许多决定出自本能而非理性的计算。随着滴滴、腾讯两大巨头的加入，市场被迅速分为两个阵营：摩拜与ofo的战争一触即发。“你不增长，对手就增长。对手增长，意味着对手将把份额吃掉，对手就能把你打死。”江渝说，“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较劲的过程。”
2016年11月17日，ofo在751艺术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正式宣布走出校园，进军城市。这是竞争对手摩拜刺激下的结果，一些ofo早期重要资方曾私下表示对城市运营毫无兴趣，但却在新形势下改变主意，甚至重金加注。属于摩拜和ofo的战争正式打响了。而某些细节已经呈现出这场战争的火药味：发布会前夜的凌晨3点，ofo工作群里突然传来现场照片，摩拜的车将ofo的场地整个包围了。
强竞争使得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不时发生。在上海，ofo运维人员徐师傅在与摩拜方的搏斗中头破血流。在北京，一个区域主管不得不频繁去派出所“捞人”，最多时一星期去了4次。
2017年4月，戴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，和当时的摩拜首席执行官王晓峰住在同一个酒店。前往会议地点的路上，戴威看到王晓峰从远处迎面走来。随行人员劝他避一下，避免被媒体拍到做出各种解读。戴威的反应是，没事，这个是正常的。他主动迎面向前，准备和王晓峰打招呼。但王晓峰掏出手机放在耳边，转身走了。
这是两个阵营的对垒，不只是戴威与王晓峰、ofo与摩拜，还有背后投下数百亿资金的投资方。市面上排得上号的投资机构，几乎悉数入局。“没有人能确定自己一定会赢，”江渝搅动着面前的拿铁，承认在战争最热时感到害怕。“就看满大街ofo的车乌泱乌泱的，心也慌啊。”
一家知名投行的财务顾问分析，挑动投资人斗志的因素里，既有利，也有名;既有高回报的诱惑，也有不甘人后的焦虑。“在那以前，还没有一个案子可以划分投资圈的三六九等。ofo和摩拜出现后，就有了。大家都想挤进去，你挤不进去，你就知道你不是(一流)。”
那阵子，戴威一天会接到好几个投资人的电话，其中不乏各大投资机构的掌门人——一个普通创业者并不会有这样的待遇。这同时也意味着压力：“一有什么负面消息他们就在微信上扔给戴威，搞得他压力很大。”负责投资关系的程凌睿说。
一次偶然，戴威发现投资人对于数据新闻非常满意。他对程凌睿说，“挺好的，投资人爱看这些。”为了取悦投资人，戴威与公关团队琢磨出一个一举多得的计策——与第三方数据公司合作，买断数据的披露权，选择对ofo有利的数据发布。
漂亮的数据带给投资人们更大的信心，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更渴望胜利了——“只管争第一，钱不用操心”的口号，回响在ofo每个员工的耳边。有人形容当时的感受：“就像一个没钱的人彩票中了五百万，不但中了，还要求你两天就得把这些钱都花掉。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花，但你就是得花掉。就那种感觉，你懂吧?”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
